Bøker av Kou Hui 寇

這部長篇的構思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那個時候的我除了跟隨著每年一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跑外，還把之前，也就是1982前的每年一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進行補讀。到了1993年，我對於諾獎作品的閱讀已經有了八九年的歷史了，產生的構思也漸漸有了不一般的意義。那個年代，我對沃爾-索因卡的戲劇作品十分入迷，他的《路》和《森林舞蹈》給了我極大的啟迪。我還讀了索爾茲伯裡的《長征》、特裡爾的《毛澤東傳》《江青傳》，近十年的閱讀之功混雜在一起，融會出了《北京》這部長篇的構思。當然，我更受其影響的應該是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平原烈火》，以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為代表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爆炸文學。當時我已經完成了長篇《西緒福斯的石頭》，那是1993年的3月到5月完成的。那部小長篇深受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和魯迅的《阿Q正傳》的影響，小說的主角尤骨子是前兩者的結合體，只不過把小說背景放到了20世紀末，也就是1990年代。那是我的一部得意之作，當時剛從華東師大畢業的文學博士、翻譯家曹元勇在《小說界》當編輯，他讀了後，給我寫了六七頁長的書信，並說它會一炮走紅的。那一年我在《北京文學》一期上同時發表了《幼兒園》和《城市童話：虎外婆》，從北師大畢業的文學碩士靜矣給我寫信說"你是一位有才華、有使命感的作家"，盛讚我的風骨和小說的品質。但那部《西緒福斯的石頭》至今沒有發表，也沒有出版。記得有位大型雜誌的執行主編說"你讓我再進步進步嘛"，意思是說那部小說一旦發表，他就會被撤職，不但不能再升官了，連公職保住都很危險。所以，三十年後，它依然沒有發表或出版。

作品以新政權建立伊始，皇上令六大秘書之一的宇文英去請已經逝去13年的文學巨匠呼延速的鬼魂譜寫《捕魂史詩》為主體故事。講述了宇文英出於對新政權忠貞，對大師呼延速的虔誠，喚醒了大師的鬼魂，道盡原委，與大師一起考察"上洋"。以呼延速的眼光、宇文英的心靈，看到感受到新朝代的種種痼疾，大師于失望之中選擇了逃離。大師的不合作，引發了全國上下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捕魂運動。在宇文英奔喪期間，大師的魂靈沒有倖免，其墳墓被掘，遺骸被鎖，魂靈終被囚禁。宇文英心痛萬分，但仍不得不面對皇上的指令。捕魂運動竟然推進到連同李白、屈原、蘇軾、施耐庵等歷代文學大師魂靈也被囚禁、被折磨的萬劫不復之境地，甚至包括剛死去不久的母親的魂靈。宇文英放棄了勸說大師呼延速寫捕魂史詩的念頭，並和大師呼延速密謀越獄。被感化的衛士寇承明參與並配合了他們的行動，他們去解救李、屈、蘇、施等大師，看到的情形觸目驚心：四大師不是被攔腰截斷就是被挫骨揚灰。他們在黑暗中繼續突進，卻遭到了豹子、虎群、獅子等巨獸的圍困，最後在宇文英夢中出現的女巨人--母親幻化的自由女神引領下，於一片黑暗之中，終於看到沉重的地下牢獄的出口。

真正意義上的寫作，總會冒犯到一些禁忌，無論是政治上的，倫理上的，還是美學上的，這是文學自身的邏輯使然。那麼，在一個後極權意識形態下，當今的中國自由寫作者只要選擇"自由"作為寫作的唯一標準的話，就必然會冒犯政治的禁忌，成為一個政治上的"異議者"和"對抗者"。正如布羅茨基所說"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作家東亞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能突破自身的審查，將自己放在更為廣闊的自由之域，從而使得他能夠直面民族過往的悲慘和現實的荒謬，並以高超的文學造詣和罕見的良知與勇氣把文本（就國內小說整體水平而言）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樣一個作家，他不僅犯了這個時代的忌，同時也犯了這個時代流行的犬儒主義者--精緻利己的"襠下作家"們--的忌。他們不敢於發出自由的聲音，就必然對於文壇邊緣摸爬打滾的極少數"東亞"們形成一個"壓力團體"[1]。在這裡，我想說：就讓那些聰明人隨著這個荒謬的時代去盡情的翻滾吧！《日晷》僅僅只是一個開端，漫漫長夜，在當下的後極權意識形態的天空下，這部反極權小說是難以通過出版審查制度正式出版的。這也許正是作家東亞的榮耀，因為他面向的是未來。 [1] 壓力團體是指通過精神壓力迫使個體放棄個人意願以和團體其他人員取得一致意見的團體。它利用團體成員對歸屬感和交往的需求，使個體擔心自己受到孤立、排斥和唾棄，從而實現團體意見的統一。團體壓力過程由美國心理學家哈羅德-萊維特於1972年提出，他認為團體壓力過程分四個階段：理性階段、情感引導段、直接攻擊階段和開除背離者階段

寇揮的特點是他把握住了他所喜歡的馬原那種早期虛構的先鋒小說的路徑，他確實是把記錄跟虛構、記錄和想像結合起來的一個作家。《送進大海》這部中篇，如果不考慮他後面的虛構動機，整個像一個旅行記錄，也許就是他說的2018年去西雙版納到馬原那兒，他把這趟行程在小說裡做了記錄。這個記錄包括搭出租車、坐飛機、住酒店、吃飯以及他們的價格、行走的路線、見到的人，沿途的風土人情，整個可以說是一個，僅僅看這些就是一個記錄，但是在記錄背後有一個想像和虛構的東西，就是他所說的要把466個被秦始皇焚書坑儒所埋葬的儒生，把他們的靈魂送到大海。這是一個象徵性的，非常虛構，非常具有想像力的，把一路從西安到雲南，再到北海，在他非常紀實的旅行記錄中，始終有一個虛構動機，就是讓人感覺好奇，他怎麼樣把背包裡裝著466個亡靈，讀書人的靈魂，怎麼把他們送進大海，當然最後的時候似乎讓人有一點寫實了，他說是用466個紙條在海上放飛了，寇揮把記錄和虛構結合起來的這種方式，是體現了他的先鋒性。《完顏丹朱》也是這樣一個記錄和想像的過程。當然寇揮在他的這些小說裡邊都有一個東西，就是對權力的一種反思和批判，對一種歷史中的，發生在個人生活中的，通過他們的命運去反思一種個人的生存和一種政權權力的關係。《完顏丹朱》看著是純粹的虛構，但是再讀下去發現它也有一些原型，他可能就是蕭紅的一個原型，當然他是充滿了虛構的，因為他的主人公，蕭紅變成了完顏丹朱，非常富有想像力。這個小說寫得我覺得找不出瑕疵。如果說《送進大海》最後那些紙條讓我突然有一點失望，甚至還不如一把土的那個感覺要好一些，但是在《完顏丹朱》裡面他處理得非常好，赫連喬峰去香港看已經病危的完顏丹朱，實際上已經過世的完顏丹朱，來了一個趁虛而入的人物，和他年輕的妻子和兒子生活在一起，最後當赫連喬峰返回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時刻，兩個男人回到一個女人身邊的時候，當然他突然採用了一種讓兩個人合為一體的方式，這個虛構是非常有意思的。寇揮說他把中國傳統的敘事融進來了，從表面上看有一點像博爾赫斯，但這完全是中國古老的虛構傳統，《太平廣記》裡邊，古代的典籍裡邊有很多，一個人的身體和靈魂是可以分開的，身體去外面過他的日子，可能放排、做生意、打魚，但是這個病體，他的靈魂在家裡過另外一種生活。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處理，讓兩個男人變成了一個人，但是更重要的他不是在講述一個多角的戀情，而是講每個人都嚮往的一種自由，個人自由，由於他們嚮往的自由，他們奔赴了西北，奔赴了小政權。但是在小政權那裡，地方政權那裡，只有一種集體的自由，而對個人自由是剝奪的，個人對自由的嚮往在那裡又被顛倒，所以這個小說有雙重的主題，不僅有個人的命運、愛和死，還有歷史的表現。這點上，寇揮和學群有所相似，表層的主題是個人命運，是愛、欲望與死亡的主題，但是隱藏在背後的主題是個人和歷史趨勢、個人和群體命運預言式的表達，《完顏丹朱》這個小說隱藏著非常多深厚的雙重的主題的交織，它的語言也都無可挑剔，這篇是一篇近乎完美的小說。